漢語拉丁化曾是形成新“國語”的呼聲很高的方案之一，得到魯迅、錢玄同、陳獨秀等人的支持，但是終未能成功。這張以“拉丁化中國字”印行的《大眾報》，今天怕是沒什么人能讀懂了

或許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們中國人現(xiàn)在所說的“普通話”，其實只有短短百年歷史。在此之前，雖然也有“官話”，但那通常僅限于精英階層，因為絕大多數(shù)人民都生活在本地狹小的地域內(nèi)，并沒有跨省區(qū)日常交際的需求。何況中國社會一貫更注重文字，方言語音的不統(tǒng)一根本無礙于政令的下達，所謂“皇權(quán)不下縣”這樣的說法雖然在實際治理中未必盡然，但也體現(xiàn)出傳統(tǒng)政治更偏向間接統(tǒng)治，這意味著國家不需要直接與民眾打交道，而是通過士紳這一中間層；在這種情況下，沒必要有一個“國家的聲音”讓所有民眾都聽到、聽懂。

只有在近代的危亡局面之下，出于動員“昏睡百年”的中國民眾的需要，這才成為緊迫的需要。因此，自晚清以降，忽然涌現(xiàn)出無數(shù)人投身于創(chuàng)制標準音、文字改革這樣的運動，像陳獨秀，甚至直到晚年隱居上海，仍然完成了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》——這一度讓有些人困惑不解地以為他是在革命失敗之后意志消沉，才去鉆研這樣的課題，但其實，倒不如說是他仍然壯心未已。對比看一下歐洲歷史就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語言和文字的標準化，遠不只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，它事實上是一個國家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(huán)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直到王東杰這本《聲入心通：國語運動與現(xiàn)代中國》問世，才有人真正系統(tǒng)地梳理中國近代史上這重要的一頁。這或許是因為語言和文字太令人習以為常，而那些相關的爭論看起來似乎又純粹是語言學上的學術(shù)性問題，很容易讓人忘記了它所蘊含的重大政治意義。簡單地說，如果沒有國語運動和文字改革，近現(xiàn)代中國從媒體傳播、民眾動員到公共交往，都將是另外一番面貌。

和近代的許多事物一樣，這也是受西方刺激的結(jié)果。正如王東杰書中所言，當時的人們在對比中西之間差異時，偵測出中國語言文字的三項弱點：“漢字重形，不如拼音文字簡便易學；文言佶屈，不若白話文章行之廣遠；方言林立，以致同為國民而耳目不接，一國之內(nèi)儼如數(shù)國。趨新人士認為，這些問題不僅阻礙了民智開啟，亦不利于人心固結(jié)。改革語言文字，就可以提升民眾素質(zhì)，塑造民族精神，打破地域和社會壁壘，強化國族認同，最終實現(xiàn)國家富強?！钡_切地說，這三者不是同時出現(xiàn)的，而是有時間遞進的：起初在晚清，有識之士認為關鍵在于提高識字率（如張德彝所說的“吾嘗遍歷歐西，知民之智愚，視乎識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國勢之盛衰”），為此就想改革文字，以便盡快掃盲；到1901年，才有人正式提出創(chuàng)設國語，以實現(xiàn)“國民之團結(jié)”；而又要到新文化運動時，白話文才成為蔚為壯觀的運動，這不僅是新一代文化精英對傳統(tǒng)的敵視、引入新文化，也是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（1901~1911）的延續(xù)。

雖然當時人們常將這三者并重，但如果仔細辨認，就可看出它們其實有著不同的側(cè)重，甚至可能構(gòu)成內(nèi)在矛盾：為了提高識字率，錢玄同、魯迅等激進者都曾主張廢除漢字，理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掃盲更快；然而隨之而來的一個必然爭議是，拼音是拼什么“音”？如果按各地發(fā)音來拼寫，那統(tǒng)一的漢語文字就不復存在，這反而不利于“國民之團結(jié)”，如果按標準音來拼寫漢語，那么且不說這樣的國語當時尚未通行，也勢必壓抑方言所蘊含的地方文化豐富性，難以達到“多樣性統(tǒng)一”基礎上的“團結(jié)”；至于白話文運動，雖然確實有利于掃盲、普及文化，但現(xiàn)實證明，要做到這一點也不是非得廢除漢字不可，甚至使用繁體字的港澳臺還更繁榮發(fā)達。王東杰也意識到，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和國語運動盡管許多主張近似，但雙方競爭一度非常激烈，結(jié)果卻“不無反諷意味：競爭也包括了斗爭，反對之中包含了利用”。最終的結(jié)果就是我們的現(xiàn)狀：漢字簡化但不廢除（以拼音輔助）、使用普通話（與方言文化消長），而文言文則基本退出公共領域，被白話文為主體的現(xiàn)代漢語所取代。這個結(jié)果也意味著，書面語最無力抵御改革浪潮，語音次之，而漢字則是最頑強的堡壘。

在回顧這段歷史時，最堪注意的一點是：在救亡的危局之下，緊迫感壓倒了一切，人們急于采取行動，立論往往充滿了不加驗證的判斷——而這些信誓旦旦的斷言，在事后看來有些可疑，另一些甚至是完全錯誤的。文字改革的基本出發(fā)點，就是認為漢字難學，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掃盲容易，因而國家富強；然而，唐德剛、錢存訓均曾發(fā)現(xiàn)，一個社會的識字率與文字難易無關，同樣使用拉丁字母的國家，近代西班牙的文盲率比德法等國高得多，甚至一個國家的發(fā)達程度也與其識字率不成正比：西歐各國中最富強的英國，識字率長期不及經(jīng)濟上后進的德國。別的不說，東亞各國中，最徹底拉丁化的是越南，但這百余年發(fā)展下來，越南卻是原漢字文化圈各國中最落后的；若說越南是歷經(jīng)戰(zhàn)亂與分裂，那么同樣改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，也迄今仍未像當年預期的那樣完全現(xiàn)代化。簡便易學也未必就是普及的前提，世界語相當簡單，據(jù)說托爾斯泰曾用兩小時就基本掌握了這門語言，幾周內(nèi)就學會它的事例更比比皆是，但現(xiàn)在學世界語的人數(shù)卻越來越少。

由此不難看出，當時的人們在立論時，論證的選擇性、目的性很強，可說急于結(jié)論而不耐煩論證，因而充滿了武斷乃至專斷的色彩，其斷語?；谝幌盗胁患淤|(zhì)疑，也不必質(zhì)疑的前提，而這往往就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信奉的理念，特別是“教育萬能”。就此而言，文字改革、國語運動其實是一種激進的設想（簡化文字本身就反傳統(tǒng)），試圖由文化入手，從根本上重整社會秩序。在這么做的時候，這些近代中國的重要人物壓倒一切的考慮是國族存亡，對其余代價則在所不惜，既不在意傳統(tǒng)的存續(xù)（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后，年輕人就再難閱讀古籍），甚至也不耐煩考慮傳統(tǒng)的某些優(yōu)點——例如漢字的超語言性質(zhì)對國家的統(tǒng)一所起到的潛在作用。

另一個不時可見的基本前提是：他們不約而同地接受了當時西方的文字線性進化觀，認為漢字在世界上往輕里說是“過于獨特”，往重里說則是“野蠻的殘余”，是落后的象形文字，而字母文字才是所有文字發(fā)展的必然終點。汪榮祖在《康章合論》中曾說，康有為“惟見全地球的共同‘歸宿’（destiny），而無視（或認為不必顧慮）各文化的個別‘命運’（fate）”，這其實是近代很多人的共有想法。對這些人來說，“中國人”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漢語而非漢字，因此消滅漢字正是為了解放乃至保全漢語的必由之路；但對像傅斯年這樣的學者來說，放棄漢字是比“中國”滅亡還要可怕的一件事，因為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本載體。類似的爭論其實在近代日本也有過，像前島密等人都將日語使用漢字和假名書寫視為不幸，乃至“日語的受難史”，日本學家賴肖爾甚至抱怨日語有著全世界最復雜的書寫系統(tǒng)，認為只需在戰(zhàn)后“稍稍忍受一點痛苦”，用15個拉丁字母就可以拼寫日語，簡便得多了。對此，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說，這完全低估了所需付出的代價，它將摧毀文化傳承，在轉(zhuǎn)換過程中釋放出的暴力將泛濫成災。

國家標準語的普及，是各國現(xiàn)代化過程中都要上的一課，只不過中國的情形尤為復雜。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爆發(fā)之際，全國2000萬人中能正確拼寫法語的據(jù)估計遠低于300萬人；甚至在革命之后，仍有30%的民眾不懂法語。為了在全國普及“唯一的自由語言”法語，1795年創(chuàng)設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院，由此啟動在全國范圍內(nèi)對法語的初等教育。這一過程勢必伴隨著對各地方言的排斥和擠壓，根據(jù)美國歷史學家歐根·韋伯開創(chuàng)性的名著《從農(nóng)民到法國人：法國農(nóng)村地區(qū)的現(xiàn)代化，1870-1914年》（奇怪的是本書未加參考），對現(xiàn)代法語的普及起到最重大作用的是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的四種力量：交通通信、教育、兵役和政治。如果這樣做一對比就可發(fā)現(xiàn)，對中國而言，政治的作用最重要，交通通信和教育其次，但兵役的作用卻微乎其微，本書中甚至不著一詞。

本書也很少談及普通話的推廣通過什么途徑，但粗略可見的，一是學校教育，二是電波媒體。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，直至一兩代人之前，很多地方的老師仍然都習慣用方言授課，因而很長時間里，人們聽到的標準音其實不是來自老師，而是廣播、電影和電視這樣的電波媒體。史學家周策縱在《憶己懷人》中曾回憶，1931~1933年在老家衡陽讀中學時，來了一位“一口卷舌音”的金老師，“校長說他講的是最標準的國語，我們都應該學”，但學生們都聽不懂，竟然最終把他轟走了。相比起來，現(xiàn)代化的電波媒體則有特殊的權(quán)威，并借由大眾傳播將普通民眾卷入國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，他們自此不再像以前那樣能保持“天高皇帝遠”的疏離姿態(tài)了。

一代大明星張織云因為只會講粵語，在有聲電影興起后被迫息影，后半生凄慘度日

盡管這些媒體上的“國家的聲音”對下層社會的滲透仍然是有限的、間斷的，但正如社會學家愛德華·希爾斯所說的，大眾傳播的技術(shù)所帶來的“那種接觸的高頻率和高強度是很了不起的普遍歷史的新事物”。這使得普通民眾以先祖未曾有過的方式，感覺到自己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，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行動著、感知著的主體，所謂“當家做主”。

1923年，中國第一個廣播電臺出現(xiàn)不久，國民黨就率先注意到它的潛在力量，1927年統(tǒng)一全國后，更頒布多項對電臺的政策法規(guī)，其中《通飭各廣播電臺使用國語播報令》要求所有電臺一律禁止方言廣播，必須用國語普通話，“利用廣播以提倡識字，尤屬當務之急，至其實行國語，統(tǒng)一方言，尤其余事”。這直接導致一大批不懂國語的明星（如只會講粵語的張織云），到有聲電影普及的1930年代被迫息影。與此同時，作為全國標準音的普通話也逐漸推廣，以此為媒介，國家開始與民眾直接接觸。這在沒有廣播和報紙的年代里，是無法想象的：大眾傳媒對民眾的動員、操縱、灌輸能力，遠遠超過了以往的行政文書。

雖然書中也提到“國語傳播主要是借助于現(xiàn)代性建置的渠道進行的（學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），其性質(zhì)和效率都和官話的‘自然’傳播方式有著根本性的不同”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人們學了標準語，不一定使用，其普及使用還需要一個必要條件：與異質(zhì)人口的交流，而這與大規(guī)模的人口流動、城市環(huán)境分不開。本書未言明的設想之一，是將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理解為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，這在某種程度上固然也是現(xiàn)實，但卻不必然是簡單的替代關系。在一個現(xiàn)代社會中，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碎片化的場景：不同的語言被應用在不同的場合，方言未必徹底消亡，但卻逐漸撤退到了家庭內(nèi)部的私人領域，而普通話則占據(jù)了越來越多的公共領域。當然，這就是另一種現(xiàn)代政治了。

《聲入心通：國語運動與現(xiàn)代中國》

王東杰著

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年3月版